PB02203035 吴 怡
后人说,毛泽东是伟大的,他的伟大在于奇异的想象和对未来神一般的预见,成功的指导了中国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高度准确的预见和极富创造性的理论，在中国这个近代化进程遭到强大阻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显得尤为重要。
就像我们在目睹奥运健儿的光环时，也应想到他们身后的汗水，同样，革命的道路上也浸润着无数先辈志士的鲜血,革命途中伟大理论的诞生背后也有着一段段不为人知的曲折经历。这种曲折性与前进性相互交融的繁冗复杂,贯穿于中国革命的始终,也注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定要在人类文明史上划出不寻常的轨迹,这种轨迹不仅显示出人类智慧在面对强大历史规律时雄伟的气魄,也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展示给执著于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后来者。回顾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时刻,我们不会忽略的耀眼事件中,最为启人深思的要算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从产生到实践的过程。以下就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这段不可遗忘的历史。
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革命先驱们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农民问题,从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到瞿秋白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再到澎湃的广州农民讲习所和《海丰农民运动》，革命者对农民阶级这支同盟军的认识一步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中国革命主体力量的雏形开始慢慢的显出。毛泽东则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紧紧抓住了这一可能带来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新的希望,更是把当时为某些人所鄙弃、诬蔑的农民运动提高到中国革命中心问题的高度加以宣传，最终使中国革命从所谓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方式之外，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只有中国革命才会走也只能走的路来。
毛泽东出身于农村，从小的经历决定其必然会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生存环境，但是关注仅仅是关注，并不能等于对农民运动的正确认识,刚开始参加革命的毛泽东没有意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大革命前,一次恽代英写信给毛泽东,提议向陶行知学习,去做农村工作。毛泽东却回答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做不来,哪有空去做农村工作。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很快改变了这一种观点,后来毛泽东说；中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经过几十年的农村工作和调查出的。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一年后到乡下去养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看待农民问题,便不同了。也正是这一年,毛泽东成功的安排共产党员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组织--岳北农工会,会员达万人。农民运动兴起所反映的力量,使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1923年,他在中共三大的发言中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数量更少,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今天这样的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意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广东这样的局势。但并不是党内的每一个同志都有这种意识。当时党内存在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注意与国民党合作而忘记农民运动的右倾错误和以张国焘代表的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农民运动的“左”倾错误。为统一全党对农民的正确认识,推动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编印了一套《农民运动丛刊》，供全国各地从农民运动的工作者参考。在题为《国民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序言中，毛泽东大声疾呼：“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毛泽东由农民运动发展起来的上山主张，虽然代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但当时并未被全党接受。国民革命失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团一方面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另一方面不顾中国的国情，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俄国十月革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继续维持“城市中心论”。进攻长沙失败后，毛泽东带领起义军迅速撤离，向湘南、赣西进军，追寻南昌起义部队。但当部队进入江西莲花、永新后，毛泽东决心放弃追寻已久无音讯的南昌起义部队，开始考虑寻找新的落脚点。三湾改编后，毛泽东提出了将来彻底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设想：停止追寻南昌起义部队，就地建立根据地。可以想见，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设想，在当时，还不过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他也不能具体的描绘出这个根据地的位置，只是知道大致应在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一带。从安源张家湾策动秋收起义到宁岗古城会议，其间不过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中，毛泽东由秋收暴动失败，到放弃长沙计划，再由萍乡转往湘南直到三湾改编，最后确定在井冈山立足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条看来并不复杂的历史轨迹，清楚的勾勒出毛泽东一再提出的“上山”思想由理论变为实践的复杂过程，似乎有点“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但在当时所有的共产党人中，毛泽东是第一个完成了这一伟大实践。
虽然毛泽东等人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但并未被全党接受。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受“城市中心论”的影响看不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热衷于发动城市暴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根据地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加上敌人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和疯狂“围剿”，给根据地建设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一部分红军将领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为此，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了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基础上，以《中国的红色政权如何能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在理论上，指明了中国革命应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的道路，肯定了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割据斗争的可能性，初步形成了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毛泽东阐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前后，党内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也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可行性。周恩来等在1929年9月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深刻指出：“现有农村红军，再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但在当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者仍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他们始终认为农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心腹，炸裂他们的心腹的残酷斗争，只有靠工人阶级的最后斗争——城市武装暴动才可能实现。他们诬蔑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反映了农民意识”，甚至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打击那些有不同意见的毛泽东等人。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推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革命跌落谷底。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才结束了教条主义路线在全党的统治。
在中国这个农民数量远远大于其他人口的国家,发动农民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脚踏实地的务实选择。这条路在马恩的经典著作中没有提到,世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史中未曾实践。是在反复的摸索和探索中,经历了无数艰辛，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脚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
中国革命经过艰难的探索,革命后的建设同样也不可避免。共和国的渡船在弯曲的航道上艰难航行近30年,历经了风吹浪打的舵手们终于认识到：社会主义还有未被我们认识到的必然王国。我们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这一历史的选择作了非历史的理解，固守乃至僵化。如今,改革成了我们唯一选择，“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进军的号角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的。中国人民开始了20世纪第三次巨变。改革是要让人们生活由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种创新，同样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也是一种创新。创新暗示着机遇也意味着困难。要创新，我们要做的必然是别人所没有作过的事业，就没有现成的路让你去走，现成的模式让你去学。一切都要自己闯、自己试，这时邓小平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也就具有了其时代赋予的巨大意义。如今，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然而改革过程中凸现的一些新问题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如分配不均、官员腐败、环境污染、失业增加、家庭破裂、社会动荡、以及贫富差距过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谁也不能说找到了最终答案。
中华民族的崛起之路从来没有平静过。在真理未被时间正式证实之前，它只是同其他非真理一样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对这些理论的去伪存真过程，代价可能是昂贵的，但是我们坚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越走越宽，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曾在这片土地用脚踩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之路，有的是毅力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