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毛泽东思想及当代中国
PB02203245 何中敏
国家总理朱镕基说，我一天到晚都头痛。
任何思考中国命运、富于民族责任感的人都会头痛。
那是为中国命运的头痛。朱镕基是这样，周恩来、毛泽东也是这样。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现代中国社会的大变迁，都和毛泽东思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曾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活的应用，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我集中阅读了一些关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书籍，我将从毛泽东其自身的文化性格角度入手阐明我对毛泽东其人其思其行的些许看法，并联系当代中国现代发展地看待毛泽东。
一、“大本大源”救国论
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岁的毛泽东在长沙一所中学就读时曾作一篇《商鞅徙木产信论》的作文。他说：
商鞅之法，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俱贾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九蹈于沦之惨境，有由来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年毛泽东留下来最早的文章。他的结论很明显，中华民族几遭沦之惨境，根子在于民智民愚；改革社会，救国图存的首要前提，是人心民心的改造，是国民性的改造。
的确，以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使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并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而以梁启超“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到严复的“开民智新民德”，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仁人志士都将目光放到改造民族劣根性上了。而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能从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国图存的观点，充分反应他的睿智。
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又这样写道：“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能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本源或是说大本大源思想，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一个最根本的范畴。早年他对各个方面的主张，都多少要涉及到他对本源的执著追求，以及他立足于本源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观察和评价。
放眼当今社会，改造民族劣根性就没意义了吗？中国人民做了几千年的牛马，都做出经验、做出乐趣来了！翻身做主人后，小人得志这嘴脸也暴露无遗，从“文革”的颠倒黑白到改革开放后某些人的歪风毒气，提高民智，提高人民的道德修养在当今社会不仅不是过时，更应是提倡。毛泽东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看看为钱、为名，为利越来越浮躁的当今社会，高举大本大源之旗或者说狠抓紧抓精神文明建设，无异是富国强民的一道好路径。世界银行去年十二月发表的研究报告称；今后十年，中国每天至少要创造八九百万个就业机会。而专家估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一亿人。未来几年，为中国人造饭碗这一项重担已提在国人面前。中国的问题太多太复杂：金融、财政、政府信任、收入分配、产业、人口、道德、就业、环境等等。纾缓危机。但若能抓好改造国民之一劣根性，根除人们还习惯带看的封建枷锁，团结些，再团结些，打造中国强盛的未来也就指日可待。依法治国的中国又提出了“以德治国”，将德给予民，人立德则可贤，国立德则可强。九泉之下的毛泽东能看到一个团结的中国，能看到一个开民智得民心的中国，他也会笑的。
二、共产与平均主义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从来就是用两色笔勾勒出来的——主观的与客观的，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理性与感性，两者对立碰撞，也便有了人们对社会对历史的探索。先贤对达到一个无争无斗，各尽其力，各得所需的社会无一例外都表示出了向往。康有为、孙中山对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认识与发展，陶渊明心中的《桃花源记》到柏拉图的乌托邦，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破产再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艰辛开创。毛泽东，一代伟人也不例外。
“大同社会”美好的境界感染着毛泽东，沉淀在他潜意识中，对他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大同”憧憬本身的二重性也在毛泽东身上展现出来。一方面，它是人类求真求美的普遍心态的集中反映，而且还是映照不如人意的阶级社会中不合理现象的一面永恒而光辉的镜子，是激发人们斗争的潜在的心理动力。毛泽东在读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主，选贤唯能，讲信修睦，故人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国”，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伦理关系，经济关系，道德境界啊！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自觉不自觉的应用大国思想来鼓舞革命者的意志，提高农民队伍的人格境界，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期待，最终转化成为愚公移山那样的实践力量。另一方面，大国理想毕竟不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的，它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地继承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而建立共产主义理论不可同日而语。大同思想的根基在于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思想，作为小农经济是基础上产生的独特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源远而流长，浓郁且深厚。在理论上毛泽东不是不懂得不明晰马克思主义论述实现共产主义思想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充分拥有。但在感情上，在实践中，他难以廓清文化源流在他心目中的投影，他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这个前提条件，对他最有吸引力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所展示的最终目标：共同富裕，人格平等，按需分配。毛泽东晚年在忧患重演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同时，又忧患富变修的“和平演变”的危险，于是萌生“穷过渡”的思想，也就最终走向了平均主义的怀抱里。毛泽东犯的错误，对于我们今后自身的前行提供了一个教材。
自十一届三中会以来，为了充分地发展生产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劳动创造的积极性，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上做出的正确的探索，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历史航船重新驶入毛泽东期望的那个宽阔通畅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