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02007204 耿 雷
毛泽东的思想和其一生一样，是个难解的谜。其思想的深邃性和复杂性永远让后人称奇。毛泽东虽然接受了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但占据其思想主导地位的却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并且是那种传统的多元文化。其儒家文化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使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墨家尚农的意识，使他始终对他的农民兄弟抱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其道家理论静修无妄的哲学，又使他不时流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气度。这种种思想交织在他身上，成就了他谜一样光彩的一生。而这多元文化的共同熏陶，又使得他身上那种天生的诗人气质明朗化。
前美国总统尼可松曾经说过：“他（毛泽东）讲话时总是大手一挥，很有点秦始皇的味道。好象整个中国的命运就和他的命运连在一起了。”这话并没有多少的夸张，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面对国家的危机和民族的苦难，总是怀着一腔诗人的激愤和赤子的热忱。他撑大厦于将倾的气魄在那民不聊生的时代也渐渐迸现。在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中诗人这样写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他于迷茫时发出的呐喊，龙啸冲破蠡云，随后便是其指点江山的一生。一部中国的现代史，就是在他的谱写下灿烂、明朗起来。
历史总是由那些充分利用他们时代的机会进行创造的人写成的。毛泽东可以说是这类人的典范。他创造性的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摆脱了困扰革命的“教条主义”，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和他的战友们完善了一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不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代表着胜利的方向。而毛泽东本人，也在这种种胜利中伟大起来。
但是历史总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没有一种理论可以一成不变的模式去正确指导不断变化的世界。在建国后，面对国内建设，毛泽东遭到了挫折。恍惚看来，他那种理论好象是限于敌我斗争中的，换个对象，结果就不同了。建国后，面对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究竟怎样发展才是正确的呢？这时毛泽东和他出生入死的战友们发生了矛盾。孰是孰非，中国式的盖棺定论早有了明确的结论。只是，那种“成王败寇”式的评定标准是否狭隘了些？
毛泽东的内心应该总是抱一种美好的想法的。建国后如何在帝国主义的威逼封锁中站稳脚跟是那时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眼光投向了苏联。苏联建国后也是困难重重，其危机四伏的程度并不亚于此时的中国。但苏联最终发展起来了，并且在短短几十年间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这其中定有经验可借。而这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集中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模式。那时的苏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选择了牺牲农业，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国防重工业的经济模式，首先求得一个国防的巩固，再掉过头来以工业促进农业。这种模式虽然暂时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一度造成混乱，但其最终结果还是成功的。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基本和当年的苏联一样，那么采取和苏联一样的发展模式行得通吗？毕竟中国的农业人口占了总人口的绝大部分。这时毛泽东选择了人民公社。只有在一个平均的体制下，才能保证人人有饭吃，才能在农业、农村稳定的情况下去支持工业。这不是一个相当完美的想法，但这是可行的。不过还有更好的方法可遁，所以不同的声音、甚至还有反对的声音。几乎孤军作战的毛泽东没能将他的想法完全实施。太多的疑问对已经习惯了一帆风顺的毛泽东来说很不是滋味，在这“知音难觅”的情况下，事实是最好的证据。不幸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他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他只想早日建成自己理想的工业化，给反对的声音一个有力的回击。可是，历史是无情的，结果是无奈的。“时不利兮骓不逝”，这也许可以描述当年毛泽东的那种心情。
历史继续前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让人心悸至今。但细看来，这场浩劫，又是毛泽东美好愿望的一种极端反向了。他诗人的情趣以及对诗意美好的追求，要求其精神的绝对纯洁，他不能容忍他所处的社会居然还有资本主义的声音，腐败的事情，有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但他也许忽略了，只要是人类的社会，思想的绝对纯洁就是不可能的。美好和罪恶向来是共存的，这是千古难易的真理。毛泽东此时的错误，就在于对真理的挑战。虽然怀着一种美好的愿望，结果却是一场浩劫。这里，我想不应该再过多的责怪毛泽东，毕竟那时的毛泽东已经老了。老年的孤独加上“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心中的偏颇是无可避免的。只是历史往往注重结果而忽略细节。一些伟人的不幸就在于他所面对的事情过于引人注目，而遮盖了种种细节，结果总是由一个最后的成败作一个盖棺论定。毛泽东晚年的不幸，或许就在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