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02207012韩立通
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份帖子:“三农”新解: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差。显然,真差的农业是导致前两者的根本原因。受益于“十一”长假,我有机会与朋友一起到安徽合肥附近的农业地区玩了一圈,因此写一点个人感想。以下是某杂志上提到的中国农业:“相对于其他部门及国民经济的迅速进步,农业生产效率却在下降。尽管农业GDP数值不断增大,但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却在减小。同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例下降的速度比产值比例下降慢。也就是说,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在减小。”(中国城乡信息网)。朱总理也表示:对农业问题很担忧。分析师们研究后发现,确实如此。(《农业信息报》)
首先引用这样一个假设: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当外来制度面临商品分散且生于很少的传统小农经济时,都有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引自《读书》杂志)也许正因为这样,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再引用这样一个假设:无论是集权还是民主,当面临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时,农业问题都难以解决。(同一期《读书》杂志),这全都是没用的废话,要不干嘛需要建立新的农业体制?而如今,我国多年推行的市场经济这把大手并未把农业拽出困境,政府这把有形的铁手也未见大成效,也就是所谓的“双失灵”现象。现在,很多报纸都在讨论这种现象的原因,这儿只就所见所闻写一些个人观点。
(一)市场铁手为何失灵
当我们畅谈某行业实行市场化运作取得巨大成就时,实际上也就默认了市场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本的有效调配。在我国农村,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事实上的不断减少(尽管各地都宣扬重造了多少土地,但都是杯水车薪。以我们村为例,我们家五个人只有一亩地了)。人口事实上的大量增加(尽管官方说人口得到有效控制),产生了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土地面积减少使之成为稀有资源。土地的稀少性决定其价格高涨。越是稀少,价格愈高,并且私有化程度越高。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价值规律嘛。于是,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少地的农民买不起地,只好荒着地而外出打工,大量闲散地已在一些地区出现。那么多闲地,村里限于政策不能随便卖。可悲啊。二是我国农业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农村包干到户的政策,政府(具体到村级就是村委会)赖以提取的剩余利益消失,政府的理性选择是退出。这就是各地农村公用设施出现无人管的情况的原因。而这种退出,导致了农业赖以生存的公用设施的实用价值大为降低,而公用设施的修建,维修和维护费用都是个体农户所难以承担的。此时政府依旧在收费,这就造成了一种既不完全私有,也不完全市场化,更不像集体化的“三不像”农业。作为第二要素的劳动力,中国建国后重工业轻农业,导致了城乡二元分化突出。在其约束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有效转移,农业单位个人生产效益日益下降。劳动部统计数据显示,现在中国农村有5亿适龄劳动人口,再加上部列入统计的半农半商者,估计在六亿以上,而中国农业可承受值仅为1亿多,因此至少有三到四亿人需要转移(该语句摘抄自《经济观察报》)。而城乡二元的结构存在,“有效”阻止了这一转移。(还好,今天已有近50%的省份在实行户籍改革,力图打破城乡户口坚冰。)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本(也就是钱)当然不会选择农业,因为“资本的眼睛只有看到利润才会发出贪婪的光芒。”与之对应出现两个情况:一方面农业单位产值出现负效益;另一方面,市场制度下的商业银行也不可能对农业这种行业贷款,毕竟,在商业银行的头上的“坏账”这把利剑随时都可能插下来,使他们声名扫地。看看美国那些银行巨子,天天因为金融核查忙得手忙脚乱。我们的四大银行,现在把无风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上述事实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以认为,一般的说市场经济“ABC”、“一二三四”对中国农业根本就无济于事。十年的农业改革证明:在现有的体制与国情基本情况下,真正的农业市场化路尚远矣。
了解中国改革“前史”的人都知道,其实在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农业也从来不是一种复合计划特征的生产,因此才有改造农民的问题(该语句摘自《南方周末》)。上世纪搞农村政策的人,曾说过一句在本人看来的经典废话:大包干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多。简直等于没说!!要不农业干嘛要改革?
(二)行政铁手路迷何方?
从本质上说,农业困境证实了市场经济规律的灵验。那么,政府的行政铁手又是怎样失效的呢?应该说政府对农业十分重视,而且从各种农业文件的数量和强调程度来看,是愈加重视(农业文件都要以吨级了)。问题出在哪儿呢?只能在政府身上。政府喊了好几年口号,如今大都成过眼云烟。随便举几个例子。(1)“加速农业市场化运作",市场的规则正在导致农业问题杂草丛生,还高喊“市场化”!!市场化有益于农业,前提是政府已对农业进行了有效调整,使之适应于市场。市场不是万能的,全面推动市场化也要看条件。(2)“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这大概是90年代最铁的方针了。但它却忽视了两个问题,[1]我们的科研遵循西方技术路线,大都是技术代替劳动,这使得专家们在实验室大为欣赏的成果,大都与我国国情不符。即便是最有名的“袁隆平杂交水稻”个人认为也没有真正推广多少。[2]农业科技研发成本谁来付?前期政府出钱,后期流行产权保护,成本谁来担?在我国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小农户有实力成为技术投入的载体?(有这个能力,还叫小农吗?)“农业投入政策”,用政府资金加强农业投资的说法很常见,也无须怀疑,但要投多少钱?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两亿多农民,哪怕每个农民投给一万元,中央财政离破产也就不远了。再说,一万元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些年农业投入的结果是农业愈加低迷,农业负效益日益严重。(3)推行“公司+农户”的运作模式,这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了。(如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棉农,等等)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大都交给这些企业经营,但“这是几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公司+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搞富起来,相反越搞越穷了。”(摘自李昌平在《读者》上的文章)
这使很多人芒刺在背,--毕竟,“公司+农户”已经成为我们解决农业问题的一面旗帜,难道我们能因一位“前镇长”的经验性描述,否定专家们多年来倡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吗?我想,我们的经济学家应该回忆一下“蓝田神话”,那里写的是未成功的“农业产业化”带来的后果。在当下,正在有无数农民把土地交给龙头公司,这其中所隐藏的危机却无人提起。尼科尔斯曾说过,美国的农业问题不是“剩余的棉花,小麦”,而是“剩余的农民”,好像这更是中国的农业问题。(该语句摘自《农业网》)
出了问题,如何解决呢?农业难道没希望了吗?《财富》杂志中国区记者胡润说过一句话:中国一百名富豪中,投资农业仍然是最好的(引自《财经资讯》)。可见大资本对农业还是充满渴望的。而近年来,人们不仅习惯于“唯科技”的气氛,而且对“改革是个筐,啥东西都能装”业已司空见惯,改革真的是个筐吗?都是专家惹的祸。这显示了学术界对政府的巨大影响,有时这种影响也会起反作用。农业便是一例。好在我国已在进行农税改革,试图多角度发力,解决农业问题。我在肥东看到了一些成果,,还是很喜人的,毕竟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政府会尽一切努力搞好农业的。
眼下,人们最关注的是农业出路何在?欧美的完全私有化农业体制不适合我国国情(政策上有限制)。因此创造性的对农业进行改革是必然趋势。小范围内允许土地交易未尝不可,在某些地区,一部分人拥有大量土地,另一部分从事商业经营的现象已司空见惯,只是没走上台面罢了。现实要求我们承认这种私下交易的合法性,对原来的包干到户政策进行灵活处理,使之适应现实。目前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减轻了农民负担(我们河北的农民天天盼着)。在农业金融问题上,鼓励多种金融渠道在合法的前提下向农业注资。对农村的行政机构,一定大力进行削减,控制无用开支(想一想,一个农村需要几十名村官吗?)。另外,鼓励农业人口转向也是应采取的方法之一。今天浏览新浪网站,发现广东已在政策层有所突破,这是很好的前兆。个人认为,只有制度和政策两方发力,才能有效的解决农业的现实困境。
{以上看法,纯属个人观点。基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可能有失实之处。某些理论观点参考了报刊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