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02007201 徐 实
中国的城乡差距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9%的速度维持了20多年的增长。然而发展并没有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反而将它拉大了。从1998年至今，城市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2%左右，而农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却在４%～７%之间徘徊。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脱贫农户返贫的现象。
农民增收减慢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小农经济走到了尽头。80年代初中国政府进行了农业非集体化的改革，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打破了大锅饭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产值迅速增长。然而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好事，改革客观上使农业生产方式退回了小农状态。在粮食供不应求的历史条件下，产量是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就能实现增收。但是，今天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过剩，技术和管理水平成为了农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的农业生产正在从产量农业向质量农业过渡。众所周知，2002年全国荔枝大丰收，而种荔枝的农民却纷纷赔本：农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不高，形成了农民增收的技术瓶颈。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在近几年已日益凸现出来。今天的农业，没有质量就没有销量。农业只有进行产业升级，才能得到技术上的长足发展，实现产值的飞跃。
很遗憾，小农生产方式是不可能实现产业升级的。产业升级有两个要素：技术和管理。先说技术：现在农业技术开发的成本不断增加，美国开发一种转基因作物的成本大致在1000万美元左右；这对于人均年收入仅4000余元的中国农民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农民的收入维持生计尚且困难，更不必谈投资搞技术开发了。再来谈谈管理，现代农业的生产单元正在从农场向农业企业（农业工厂）过渡，这是为了适应高度集约化管理的趋势。而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恰恰与标准统一的集约化管理格格不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2000年陕西省与欧盟达成协议，向欧盟提供50万吨“粉红女士”苹果。结果最后交付的合格品竟然不足3万吨。原因在于中国农民对农产品的管理完全是粗放的：该套袋的苹果不套袋，导致农药超标；该铺地膜的时候不铺地膜，导致苹果被虫咬……这与欧盟所要求的管理标准相差太远。入世以后，这种“地摊”农产品怎能与发达国家装在塑料袋里的“精装”农产品竞争？又怎能通过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
农业是很讲究规模经济的，生产越分散，劳动力成本就越高，目标管理与控制水平就越低。小农经济的尽头便是农村的困顿和农民的两级分化，结果顶多是产生农村式的资本主义，而不可能自行过渡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农业。我认为，农业的发展有赖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最好是成立类似以色列“吉布兹”农庄那样的集约化企业，在此基础上完成农业生产者的合作化和产业升级，小农经济必须向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的大农业经济转化。
农业非集体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社会保障的真空。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曾拥有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县医院、乡卫生所和赤脚医生的三级保障覆盖了90%的农民。当时的医疗水平虽然不高，但农民看病的费用基本由集体支付，不会给个人造成太大负担。但在农村公有制解体之后，农民的健康无人问津。现代医疗水平虽然高，却并非人人“享受”得起：2001年仅辽宁一省就有5万户农民因病返贫——这使我们不得不仔细思考，个人顾个人的制度有没有合理性？
中国有9亿农民，其中近2亿属于剩余劳动力。今后的技术发展会使农业人口越来越少，那么多余的农民向何处去？这就涉及中国未来城市化的问题。城市化不是简简单单地盖几栋房子给人住，只有当新居民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之时，城市化才算真正实现。农民能很快融入城市吗？可以肯定地说：不能。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与苏联、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的城市化是渐进的过程，大工业的发展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突出，城市劳动力显得不足（这也是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所以城市欢迎农村劳动力的进入——而中国城市的就业岗位趋于饱和，甚至还有大批下岗的城市人口，短期内无力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苏联则在工业化时期迅速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体系，60年代初就已消灭文盲，平均每万人中有1183人受过高等教育，这个比例在城市和农村是相近的。所以受过良好教育的苏联人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太大障碍。而中国农村与城市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差极大：城市里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失业已屡见不鲜，而大多数农民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有高中文化者已是少见，上大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农村人口偏低的素质难以适应城市工作对文化较高的要求。目前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大多数不是在工地当民工，就是在饭店刷盘子，极难找到文化水平高的职位，所以真正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的很少。如果不解决农村人口的教育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就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中国的现代化不在于产生多少个大款，不在于产生多少栋高档别墅，也不在于售出多少私家轿车——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少数人的。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在农村，中国的现代化根本上在于农村的现代化。只有摆脱落后生产方式的泥淖，我们的农业经济才会大踏步前进，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进入真正的小康社会。
要真正发展农村，还必须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我国的税收——收入再分配机制中仍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成分。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谁从社会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多，谁就有义务缴纳更多的税收。但在中国却往往不是这样：收入很少的农民必须照章纳一大堆税，还得随时准备临时性的行政收费；而高收入的富人却想尽办法不纳税：虚报收入，隐匿财产，实在藏不住了再把自己的支出划到公司的账户里……中国政府必要重新构建税收体系，既要减轻农民负担，又要有效地维护社会公正。农民经济负担过重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行政制度的缺陷。中国经历过很长的封建历史时期，很多落后观念仍没有消除。具体的体现就是行政管理中盛行人治主义，以行政官员的个人行为作为政府行为，而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和规章制度，使行政命令有很大的随意性。这就是农村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进行必要的民主改革，并完善行政法体系、以法治取代人治。
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一种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依靠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控制人口向城市流动，在该体制下农村与城市的人口受到行政上的差别待遇。农村与城市的生活差别水平极大，极易造成农村群体的社会心理失衡，甚至导致群体性社会冲突乃至社会动荡。
如何解决我国的城乡差距问题呢？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有必要实现以下几点：
首先必须解决农村人口的教育问题。中国的劳动市场已出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低素质劳动力大大过剩，高素质人才却供不应求。文化程度已成为劳动人口进入市场时最主要的限制性因素。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十分薄弱，无法满足社会，特别是农村群体的需要。国家有必要加大教育投入，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现真正的免费教育——这一点日本在19世纪末就做到了，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也做到了，我们今天仍未做到。殊不知人民的文化素质是经济建
设的软环境，日本、新加坡、韩国的快速发展都是建立在大力发展教育的基础上的。农村居民不接受良好教育就不可能融入城市，城市化就会出现“瓶颈”。
其次要改善农村的行政环境，建立民主监督之下的基层政府，彻底杜绝乱收费等无理增加农民负担的做法。同时要扩大农民的民主权力，培养其民主意识，建立有效的行政监督机制，并完善行政诉讼等司法制度，使农民有能力维护自身权益。适当地调整税收政策，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这有利于发展农业经济。
有必要适当放宽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限制。对人口流动不加任何限制是不可行的，中国毕竟没有达到欧盟国家的发达程度，取消一切限制必然造成社会混乱。但限制得太严也不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进行，让剩余劳动力羁留在农村总不是长久之计。让青年农村居民适当地进入城市，毕竟可以让他们接触城市文明，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与就业机会。这样有助于城市文明的传播，使更多的农村居民了解并适应城市生活。一方面农民子弟有了新的生活出路，另一方面，城市与农村的人口交流有助于协调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使社会稳定程度得到改善。
需要强调的是，市场经济虽然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市场经济的自身特征决定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缩小贫富差距，不可能自动缩小城乡差距，也不可能自动使人们达到共同富裕——这些注定要靠非市场的力量来完成。城乡差距的消除不能单靠市场，而要靠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