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01000819张 雷
在今年非典肆虐期间，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北京SARS患者中，民工数量升至第一位。虽然这只是一则反映非典的报道，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北京的民工数量是相当多的。
据报道，在北京1300万人口中，民工有 300万之多。他们绝大多数是从农村来的。在我国4、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近两亿属于剩余劳动力。19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年增长超过2%，即使在经济状况好的年份，乡镇企业也只能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两成。在传统农业需要劳动力总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数量众多的剩余劳动力必然要到城市里寻找出路。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是造成民工数量如此之多的直接原因，我们从每年的“春运”就能亲身感觉到这一点。
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对社会有很大的好处。对于农村来说。一方面，打工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他们的消费水平，极大缓解了剩余劳动力对社会造成的压力。我家有个亲戚在农村，以前靠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只能保持温饱，连孩子上学读书都要借钱。后来出去卖小吃，一年能挣近万元，辛苦是辛苦了一点，但比一些城里人的收入还高。现在家里盖起了房子，添了大件，孩子也可以高高兴兴的上学了。而且出去的农民将部分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收入为他们回乡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比如人口上亿的四川省，每年有600多万的出外打工农民为四川赚回140多亿元的劳务收入，成为振兴四川经济的一大资本来源。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对一些看不到的软的方面，也很有好处。它使农民开阔了视野，接受了许多新事物；更多的收入使他们可以让孩子读起书。这些，对提高农民素质，推动社会进步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而且，这样可以加快生产要素的流通速度，有力的促进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另外，它也可以带动户籍、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改革。
对于城市来说，从外地引来的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城市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1990年代末，北京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330万人，他们主要从事服务业和一些体力劳动。例如，保姆、清洁工、蹬三轮车、炸油条卖小吃，凡是脏活累活、北京人不愿意干的“丢身份”活，外地人都干。这绝没有看不起民工的意思，相反，他们在这些行业给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京市环卫、纺织、矿山、煤炭等脏、重、累的行业中，共有24万民工。80多万外地建筑工人，更是北京建筑工业劳动市场的主力军。他们已经成为北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里的我们看到整洁的马路、方便的小吃和路边的高楼时，应该想到这些都有农民工的贡献啊！
当然，如此多的劳动力涌入城市，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很大好处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
首先，这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影响。由于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人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素质较高的青年，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很多不富裕地区的农村，比如我家附近的乡村，农闲时节，村里就几乎没有青壮年，有人开玩笑说连壮丁都没得抓。农村人的思想是“离土不离乡”，在向外流动的过程中，很多人即便是有了稳定的非农业收入，也不愿放弃耕地。这样就造成了有些新增农村劳动力无法获得土地，而有的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的矛盾现象。这是对中国极其短缺的土地资源的浪费，怎能不让人心痛？
社会上议论更多的是“民工潮”给城市带来的问题。很多民工在不知道城里的实际需要和自己能做什么的情况下，盲目地奔向大中城市。结果是在近年来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有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碍于面子或其他问题，他们又不回农村，成了城市里的无业游民。正是这些人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国家的很多政策，比如计划生育、卫生防疫、工商税收、义务教育等政策，在他们中根本就没有落实。计划生育部门抱怨超生游击队使人口增长处于失控状态；劳动部门抱怨农民工抢走了城市里日益紧张的就业岗位；城市居民抱怨失去了生活安全感；公安部门抱怨流动人口使城市的治安形势变得相当严峻。确实，即使是在合肥这个不大的城市，我们已经可以感到外来人口的问题了。在街上要提防着小偷，还要躲着那些受大人指使、抱人腿要钱的小孩。
由于这些负面作用的存在，城里人对农民工的看法非常不好，认为他们的到来，恶化了城市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社会治安，使城市居民的安全感下降；而农民工则认为城里人非常势利，瞧不起农村人。如果有关民工的工作做不好的话，必将加剧这种情况，加深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像社会上现实存在的“仇富意识”一样，必然不利于人人平等、互相理解的社会风习的形成；必然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良性发展。
中国的农民是很善良的，忍耐性也很强。但当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的时候，他们还能忍到什么时候？新中国是依靠农民建立的，我们的大多数人口还在农村。共产党只有处理好了农村问题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获得人心。要记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好在新一届政府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三农”问题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中央政府将会尽全力解决这些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统筹城乡就业，建立城乡劳动力统一市场是一种必然选择。但是我们现在城市的就业压力已经相当大了，无法再消化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从实际出发，我们要对民工进城加以限制，不能再走依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老路，要有自己的创新。我想，一是对农业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和发展，以实现农业现代化。比如规模化经营，并将科技更多的应用到农业中来。这样，既可以提高农民的素质，又可以迎接WT0的挑战。二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就业岗位。但在发展中小企业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重复建设；设备要好一点，起点要高一点；还要搞好环保，千万不能步发达国家的后尘，以牺牲环境换来社会的发展。
这些措施，以前的政府应该意识到了，只是由于很多原因做得不够好。前几天，有两则新闻让我对新一届政府更有信心了。一是中国潜艇失事的及时报道；一是取消国家领导出行的迎送仪式。这说明政府对信息更加公开化，而且更加务实。我想，更加民主、务实的政府一定会更加结合实际情况，为广大人民的利益着想，在处理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上，定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