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01009008汪磊磊
1840年后的百余年，在中国的外交史册上留下了一页页屈辱与黑暗、悲愤与抗争相交织的记录。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掠夺、任人宰割之苦，纵有虎门销烟的义举，甲午海战的壮烈，三元里人民、义和团等的反抗……却如何抵挡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跪倒在地办外交”，与列强签订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厄运。
80多年前，诞生于民族危难之时的中国共产党，在黑暗中点亮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自成立之日起，她就开始为彻底结束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媚外外交”，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
“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彻底取代了近代中国外交的面貌。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对“亚欧大陆已连成一片红色”的现实痛心疾首，对新中国施行“制裁”、“封锁”，甚至发出了“颠覆”的叫嚣。在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面前，中国人民一面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面进行抗美援朝，坚决回击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从而使新中国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边，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斗争的胜利表明，新中国从建国初期开始就已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1954年4月，我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以整齐、威武的面貌轰动了世界，人们称之为“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从此，新中国以令人耳目一新的爱好和平的外交形象登上了国际舞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旧国际关系秩序的全面否定，是新中国外交对世界人民的重要贡献。它是周恩来1953年底首先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两国正式倡导的。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中国又积极推动会议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万隆十项原则。如今，这些原则已深入人心，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维护世界和平拥有信心。中国一面支持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一面大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开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以争取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外部和平环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各种国际力量分化重组。中国的南面是美国在台湾保持军事存在、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威胁；北面有苏联不断向中苏边境和蒙古增派重兵，甚至挑起边界流血冲突，中苏关系全面恶化。毛泽东同志冷静分析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通过依靠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一下，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并使中国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以对付苏联的威胁。这一时期，我国抓住美国不断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调整对美政策，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直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取得突破。1971年10月，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政策彻底失败。此后，我国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建交，实现第三次建交高潮。
20世纪7 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英明地决定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外开放，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要求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要求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及国家的最高利益作出准确而科学的分析判断。邓小平相继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等一系列划时代的战略思想，为中国选择正确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以便重新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主张在国际事务中一切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
80年代以来，我国奉行“不结盟”的和平外交，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国家发展战略之后，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两方面的重大调整：一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改变了“一条线”的国际战略。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对于任何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态度和政策。中国外交战略的及时调整和对外政策的理智选择，迅速改善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环境和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关系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历史大变动时期。邓小平同志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驾驭全局，适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广交朋友，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指导方针，为中国外交顶住逆流指明了航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创造性地贯彻邓小平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样一种理性的、策略的外交战略选择，符合我国目前综合国力的现状，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及理论基础，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下，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空前活跃的新时期外交，开创了中国外交全新的辉煌局面：进一步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构筑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促进区域合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越来越有利的国际环境，推进了祖国统一大业。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追求与奋斗，终于使中华民族彻底洗刷了近代外交史上的斑斑血泪，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三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曲折坎坷、可敬可赞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求和平、促发展的外交之路。
跨入21世纪，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国正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进一步融入世界。在双边、多边领域，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等众多国际舞台上，中国正以卓有成效的外交实践，被国际社会公认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力量